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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俊生:银保转型不应受行政干预
今年以来银保渠道的种种矛盾因误导销售、手续费混乱公之于众而浮出水面。一时间,银行保险两大金融机构的博弈逐步升级,两者僵局如何打破,业界拭目以待。
实际上自去年8月份以来,在监管部门的要求下,各家保险公司的银行保险业务面临转型,对保险市场规模的增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最新的数据看,银保在各家公司保费收入的涨跌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监管部门的调控似乎已经发挥了作用。但笔者以为,银保发展的策略应该由保险公司在竞争中动态调整与不断演化,不应当受监管部门的人为干预。
银行保险发展的初衷是降低成本。意大利和法国等国保险行业的数据表明,银行保险比传统代理和经纪人渠道成本更低。Aviva 和HBOS等公司的数据也表明,银行保险的新业务利润率(以内涵价值计算)都大大高于其他传统渠道。但在中国,不计成本的手续费与回报率之争使得银保业务面临费差损和利差损的风险。同时,销售误导突出,侵害了保险消费者的权益。这使得中国的银行保险不仅没有赢得理论上的成本优势,反而加剧了保险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与风险。
银保之所以出现问题,不在于渠道本身,而在于把简单的储蓄替代品当做保险产品来卖,把只适合于部分消费者的产品试图卖给所有人,把短期的投资收益率说成是长期的保证回报率。银保这本好经被念歪了,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发展理念的偏差。在规模至上的语境下,银行保险成为不少寿险公司快速扩张的“杀手锏”。在不正当竞争的氛围中,没有谁真正在乎市场规则,“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机制成为银保市场的潜规则,而风险控制与消费者保护反而变得无足轻重了,从而最终酿成银保市场的重重危机。
值得指出的是,银保只是通常的营销渠道而已,与个人营销、团体保险一样,都只是公司拓展业务的通道。因此,我们不能给银保本身赋予太多的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说银保在业务中占比过高就不好,把比例降下来就好。银保在业务中比例的高低是一家公司自发选择与演化的结果,无所谓好坏。由于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那些采取不同渠道发展战略的保险公司都面临着同样的市场竞争。正如阿尔钦的经典文献所描述的一样,适度的竞争可以作为决定各种制度形式存在的动态选择机制。在这种选择机制下,即便不把行为主体看做是理性的,来自社会的演化压力也将促使每个行为主体采取最适合自身生存的行动,从而使得达到的演化均衡为纳什均衡。因此,竞争方式的多样性是企业理性行为、从而也是市场效率的保证。在竞争压力下,保险公司的渠道战略是动态调整与不断演化的,不应当受监管部门的人为干预。
但目前绝大多数公司的银保业务的大幅下降却是在监管部门的行政干预下实现的。去年8月份的寿险工作会议强调采取市场化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要求各公司抓住银行保险的重点,迅速控制增长速度。这种通过行政手段对银保进行急刹车可能是不恰当的。监管部门的职责应该始终是风险控制与消费者保护,而不应该干预保险公司经营中营销渠道发展策略这样的微观问题。很显然,政策导向、保险公司内部资源与禀赋、渠道发展态势、业务结构特点、发展阶段及其在规模与效益之间的取舍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一家公司银保业务的占比。(中国经营报 2009-03-21)
危险的外贸:出口信用保险浙江调查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疯狂肆虐下,浙江省为数众多的出口企业今年感受到的隆冬刺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透彻,且持续时间更漫长。与中国出口企业唇齿相依的,是国内的出口信用保险行业。
根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国信保”)此前公布的最新一期《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和全球风险地图,191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水平等级被重新认定。去年,全球整体风险水平一改2007年趋于下降的形势,陡然出现上升,局部甚至出现急剧恶化,系统性风险特征非常显著。
在中国信保对全球风险参考评级进行调整的62个国家和地区中,有48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水平明显上升,风险评级被降低,占比77%,其中又有30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近半数风险显著增加;在剩余评级未被调整的部分,亦由于风险水平出现异常波动而进入了观察状态——形势之严峻,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出口依存度达60%―7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为30%的浙江省而言,全球风险参考评级的大面积骤升,更令其深受牵连。
据调查,在这个投保额占总出口额仅5%的省份,实际上,更多的出口型企业正裸露在信用保险的保护伞之外。
“如果没有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那么(出口信用保险市场)许多体制改革可能已经变得比较明晰了,但是由于环境的变化,以前的思路很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了。”一位知情人士称。
严峻的5%:冰山一角
“金融危机已经使浙江省出口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收汇风险。”3月20日,中国信保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杨忆直言。
根据中国信保浙江分公司(下称“浙江信保”)向本报提供的独家数据:2008年,公司共接到出口项下的报损案件489起,总金额达8658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86%和127%;金额报损率达到了2.1%——这意味着,浙江信保每承保100万美元的出口信用保险中,就有2.1万美元出险,这一数字比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骤升61%。
更为严峻的是,8658万美元仅仅代表了浙江信保承保的41.7亿美元出口中反映出来的收汇风险,而受出口信用保险保障的出口金额仅占浙江省一般贸易出口额的5%。与此类似,2.1%的报损率亦仅代表了浙江省出口经过浙江信保专业信用风险评估后仍然出险的概率,而其他由出口企业自担风险的出口交易,因为买家资信缺乏调查,其面临的风险水平无疑更高。由此可见,现有的统计数据不过是所有收汇风险中的冰山一角。
“金额报损率提高了61%,则说明金融危机已经使得浙江省出口企业的收汇风险增加了61%。”浙江信保方面称。
从去年全年浙江信保的报损案来看,第四季度成为出口收汇风险的集中爆发期,报损案件达到200起,合计金额3714万美元,案件数和金额分别占全年的41%和43%;金额报损率达到了3.4%,是2008年平均水平的162%,更是过去五年平均水平的2.6倍。
2009年,情况更不容乐观。截至3月23日,浙江信保接到的出口报损案件已达175起。今年1月―2月为121起,同比增长71%,报损金额则为2364万美元,同比增长82%。浙江信保方面解释称,单从数据来看,增长迅速的另外一个客观原因是,去年同期,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全面爆发。
从浙江省报损行业来观测,资料显示,各行业的收汇风险状况有所分化,按照报损率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排在首位的是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的汽车和摩托车业,整车及其零部件成为报损率最高的行业,为6.5%,较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1.1%)增长了4.9倍;而排在第二、三、四、五位的则分别是医药化工业、机电产业、农产品行业和轻工纺织业,报损率分别为3.6%、1.7%、1.5%和1.4%。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按地区来区分,今年和去年的报损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区别。根据浙江信保的统计,去年报损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总报损金额为2678万美元,占比31%,报损率为2.3%)和欧洲(总报损金额2504万美元,占比29%,报损率为1.8%)的买家,而今年以来这些地区的高报损率已迅速蔓延到了东欧、南美,以及以印度为主的亚洲地区。
“这无疑暗合了金融危机的蔓延路径。”杨忆称,今年以来,发生在印度等亚洲国家的买家的报损案件非常多。
对于未来的演变趋势,浙江信保无疑难以乐观处之,原因主要就在于浙江省出口企业的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并不广。
“就我了解,浙江省内的出口企业的出口信用险投保并不多。”3月19日,浙江省保险行业协会办公室主任张建平称。
来自浙江信保的统计数据显示,单就去年而言,浙江省出口企业的保额总量占总出口额的比例仅占约5%,低于全国5.5%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12%―16%相比,更有不小的差距。
危险的客户
“我们公司与美国买家已有约12年的贸易往来史,每年贸易额有近千万美元,但去年对方却出现了86万美元的违约货款。”3月23日,杭州荣恒贸易有限公司(下称“荣恒贸易”)总经理赵峥嵘表示。
由于荣恒贸易在此前五年间花费8万多元人民币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因此公司并未遭受如此大的损失,目前其已从浙江信保获得了第一批偿付款约60万元。
据赵峥嵘透露,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像荣恒贸易这样的出口商所直面的两大问题就是订单急剧减少,以及即使有订单,但因对买方的信用等级把握不定,而对接单犹豫不已。
“受危机冲击,美国以银行为纽带的整个国家的信用体系已经完全混乱了。此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耐心等待美国新的信用体系的重新确立,没有超过一年的时间是无法完成的。”赵称。
在此期间,荣恒贸易采取的策略是,第一在浙江信保信用额度内,尽量利用出口信用保险这一工具;第二尽管成本较高,但还是采用货款到账后才开始生产的原始接单方式。
“以前还可以利用信用证,但现在考虑到风险因素也没使用了。”赵说。
其实,荣恒贸易的遭遇不过是浙江众多出口商所面临的问题的一个缩影,类似案例比比皆是。
另一浙江企业与某意大利买家贸易往来史同样长达十几年,而且每年的贸易额高达1000多万美元,但该企业最近却被拖欠货款200万美元,导致目前已出现了较严重的财务危机。
又如,阿根廷一家具有70年经营历史的南美地区农药龙头企业,由于受基础产品价格下跌影响,以及该国农民罢工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买方陷入资金短缺困境,无法按期履行付款义务。最后,该公司仅拖欠中国信保承保项下的出口货款就达2000多万美元,其中拖欠浙江三家企业140万美元。
诸多案例背后,值得玩味的是,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市场的一个传统观念——老客户、大客户一般不会出现货款拖欠——已被击得粉碎。
“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在去年的报损案例中,80%以上的对方买家都是那些成立5年以上的公司;另一方面,今年1月―2月,大买家(即贸易额在百万美元以上)的报损数也明显增加,仅今年前两个月内,仅在全国家电行业超过百万美元以上的大报损案已达6起,而去年同期没有一起,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杨忆透露。
事实上,大客户们之所以频频发案,在杨忆看来,跟其偏好扩张、导致资金链紧张等息息相关,“我们有几家做汽配行业的大买家,现在或破产、或拖欠的情况频频出现。在金融危机来袭后,反而往往是那些资金链宽松的小企业因为船小好调头,不容易出现危机”。
承保企业的屡屡出险,是否令出口信用保险的费率有所提高?对此,浙江信保透露,目前费率已经基本和国际接轨。
“实际上,费率的高低跟不同国家的风险等级、支付货款方式和期限都直接相关,彼此之间并不具备可比性,例如买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风险评级较低,或者支付期限较长的话,那么费率肯定相对较高。但总体来看,在全国范围内,浙江省的出口信用保险费率已属偏低。”此外,浙江省出口信用保险市场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小而散”,这不仅体现在保户的“小而散”,也同样体现在买家的“小而散”。“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浙江省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中小企业。”杨忆说。
根据不完全统计,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浙江省内的中小企业多达百万家之众,占全省工业企业数量的99.6%,高出全国约9.6个百分点,因此中小企业在浙江经济版图上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具体而言,与同样是国内出口大省的广东省相比,两省份的出口信用保险的规模其实相差无几,但是浙江省所涉及的保户数量在去年是600多户,而广东省的这一数字则仅为200多家,只有浙江省的三分之一。
而从买家角度来考察,情况亦是如此。“也就是说,同样的保险规模,广东省投保的买家数量比如只有5万家,而浙江省则可能多达10万家。”杨忆坦言。
尽管“小而散”,但赔付金额总额,“更多地是跟行业有关,比如浙江很多保户都涉及汽车配件行业,而且这些行业的主要买家就是欧美市场,因此,这些保户的报损率就会相对较高。”浙江信保方面称。
商业化出口信用保险?
目前在国内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中国信保是唯一一家承办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国有独资保险公司。由于市场缺乏竞争,身处垄断地位的中国信保长期以来饱受诟病。
由此,引进商业保险公司承保中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而中国信保则主要承保长期信用险等建议,在今年全国各省市的“两会”上时有提出。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浙江省内某大型出口贸易企业就曾向主管部门提起希望开放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的建议。
对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商业化之路,有业内人士表示,至少从目前来看,时机尚未成熟。
在该人士看来,出口信用保险走向商业化反而不利于该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现在,出口企业对出口信用保险有意见,主要原因是,‘我想保,但中国信保不给我保’。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只给部分买家承保;其二是信用额度不能够满足要求。”
对于第一种情况,杨忆举例解释说,如果10个买家经过中国信保的资信调查,其中两家资信非常低,风险非常大(如连续三年累计亏损,现在又出现巨额亏损等),那么中国信保就不会承保。“其实,我们是希望出口企业尽量不做这笔生意。”杨说,因为一旦承保,风险发生之后,企业最多只能获得贸易额的90%,国家和企业都将承担巨大的潜在风险。
至于第二种情况,比如对于1000万美元的信用额度申请,中国信保却只批100万美元。对此,杨忆认为其中又有两种可能,一是买方资信确实达不到1000万美元;另一种则是国外买家在中国可能不光只向浙江省一家企业进行采购。
一位知情人士确认,财政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着力研究推动国内信用保险体制改革。其透露,尽管由于近期赔付额的剧增,中国信保一度考虑以效益优先,但管理层依然希望这家公司朝着更加专业的政策性信用保险公司方向探索。
“如果没有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那么许多体制改革可能已经变得比较明晰了,但是由于环境的变化,以前的思路很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了。”上述知情人士称。
由于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出口企业“走出去”,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具有非常明显推动作用,因此许多地方政府都出台了相关的扶持政策。 例如,云南省为支持出口信用保险,对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缴纳的保费给予30%的扶持,对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的农产品出口给予50%的保费扶持。
浙江省外经贸厅相关部门负责人亦透露,浙江省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主要包括三方面,即保费扶持,比例在10%―50%之间;提供信用保单融资,以及对其进行利息补贴;在对买家资信调查方面,给予出口企业一定的费用支持。
“目前,第三项支持还没有实施。”上述浙江省外贸厅相关部门负责人称。(21世纪经济报道 2009-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