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分保集团敬赠“集体安全”金属小像夹
大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火险简章
民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费收据
“太安丰天同人联谊会”会员证
大安保险公司：革命的星火
大安保险公司鼎力支持“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各项活动。大安的中上层干部大都担任了“保联”的重要职务，承担主要工作任务。他们团结一批进步青年，组织义演、捐款、募集物资、药品，支援抗日救亡工作。
大安保险公司还积极发起组建“大上海分保集团”，实现团结自救。
上海沦陷时期，华资保险公司数量猛增，但由于绝大多数资力薄弱，依靠英、美、法的分保之路也已中断，因此，唯一解决分保问题的就是华商联合起来，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谢寿天联合郭雨东、董汉槎等大安保险公司同仁，决定发起、推动筹建大上海分保集团，以便妥善解决集团各公司的溢额分保问题。
1942年2月，大上海分保集团正式成立，参加者有大上海、大安等19家保险公司。该分保集团以所属公司的资本金额，以公积金额与营业情况等核定，按比例分配，共同负责盈亏。并且每年将纯利润提成充作赔款准备金，借以增强集团组织力量和维护保户的保障，其实力仅次于太平分保集团。此举有效地解决了民族保险业的危险——分散问题。这是民族保险业团结互助、反日控制和业务经营上的重要建树，有力地推动了华商保险业的自主经营。
大安保险公司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直接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也在经济上得到地下党的大力资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规定：所有日伪时期设立的公司，必须以法币为计算单位增加资本，重新登记，方能继续经营。有许多小公司因受“中储券”贬值的影响，无力增资，被迫关闭停业，大安也陷于缺乏资金的困境。在这关键时刻，地下党组织拿出100两黄金协助，通过验资得以继续营业。为避免法币贬值带来的影响，还投资办实业，设立大安木材公司、永康进出口贸易行，入股关勒铭金笔厂等。大安终于渡过动乱年代，迎来解放。
另外，由上海内迁到重庆的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地下党人，以广大华行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联合投资的方式，于1943年设立了民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卢作孚任董事长，卢绪章任总经理，转移到大后方的程恩树担任业务处副处长，协助卢绪章主持保险业务工作。这是党在国统区创办的一家保险公司，由周恩来亲自掌控的秘密机构——广大华行直接领导。
1943年6月，“民安”成立董事会，开始受理保险业务，同年11月正式营业。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总公司由重庆迁至上海。1949年底，“民安”国内机构全部停止营业并宣告清理，1953年5月清理结束。“民安”的中共党员遵循党的指示，团结全体职工共同努力，胜利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这段时期的所有任务。但香港“民安”仍继续经营和发展扩大，一直坚持到今天。
组织和领导保险职工
为争取最低工资待遇进行罢工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通货膨胀日益加剧，物价飞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故意压低作为调整职工工资标准的生活指数，每月公布的指数与实际物价相差较为悬殊。一般保险职工的工资收入仅能购买三四斗米，生活十分困难。
1945年下半年，上海各界掀起要求改善工资待遇的经济斗争，其中尤以南京路百货业店员的罢工斗争对职工群众教育很大，逐渐效仿。1946年2月，同处一栋大楼里的金城银行（太平保险公司的主要投资银行）职工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大大鼓舞了保险职工斗争维权的勇气和信心。保险业党支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群众的情绪要求，认为在太平以及由他投资管理的安平、丰盛、天一等4家保险公司的职工中发动经济斗争的条件是具备的，因此党组织决定发动一次改善工资待遇的经济斗争。
罢工委员会针对群众对公司内上、中、下层职员工资过分悬殊存在不满情绪，确定斗争策略，强调必须说服群众服从大局，把斗争的矛头针对资方，明确只有照顾高层职员的利益，才能争取这些人的同情或保持中立，不致被资方所拉拢利用，强调要注意团结中高层职员，掌握有利、有理、有节的原则。经过秘密发动，召开了有40余名代表参加的准备会议，对罢工斗争作了研究部署，次日推选代表向总经理丁雪农提交工资计算基础从按生活指数的50%提高到70%等三项要求，全体职工集中在食堂立等回音。
由于资方拒绝要求，被迫发动群众250余人进行罢工。罢工委员会要求大家聚集在食堂，不去办公室，由纠察人员看守大门，封闭电话室，防止资方对外联络。与此同时，还以罢工委员会的名义，电话通知其他有关的保险公司以扩大影响。在党组织的策动下，许多保险公司派代表到太平表示支持和慰问，鼓舞大家的斗志。坚持了3天，资方被迫出面谈判。在取得初步胜利后，罢工委员会宣布及时收兵，同时建议立即组建带有工会性质的“太安丰天同人联谊会”，以鼓舞职工士气，巩固斗争成果，党员廖国英当选为主席，党员朱元仁、金家铨等13人当选为理事，积极做好下一步谈判的准备工作。
到4月，太、安、丰、天保险公司职工举行第二次罢工，要求资方解决在第一次罢工遗留下来的问题。为了加强党对这场斗争的领导，成立了太平保险公司支部，由程振魁兼任支部书记。但由于资方采取两面手法，拖延时间，对罢工群众进行分化瓦解，罢工遭受挫折。到5月中旬，资方反戈一击，以工作需要为名，将罢工领导人程振魁和积极分子姚乃廉等4人调离上海去武汉太平所属公司工作，以示惩戒。党组织经过研究，为了鼓舞群众斗志，决定程振魁拒绝调离，最后资方恼羞成怒下令开除。
太、安、丰、天保险公司70余名职工假借八仙桥青年会欢送这些被开除和调离的同志，在会上，程振魁鼓励职工加强团结，继续斗争。党支部抓住这一事实，在会上揭露资方的丑恶面目和卑鄙手法，进一步团结和教育了群众。由于在群众中打下基础，1948年，在党领导下又进行了两次怠工斗争。通过历次罢工斗争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1948年2月，当申新九厂罢工斗争遭到反动派血腥镇压后，保险业地下党也发起组织了“保险界申九惨案后援会”，开展声援活动。
穿透黎明前的阴霾，去迎接日出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军事上面临崩溃，政权摇摇欲坠之际，对上海人民进行疯狂镇压和迫害，中统特务机关竟于11月下旬，秘密逮捕了“保联”活动骨干党员廖国英和吴越，以及党外积极分子洪汶、赵伟民等4人。在这种危急的情势下，为避免遭受更大损失，党组织决定：在“保联”中曾经活跃的党员沈润璋、汤铭志、徐达(徐慧英)、朱元仁、唐凤暄、王培荣，刘凤珠，袁际禹等撤离上海，转移去苏北解放区。调林震峰、姚乃廉(姚洁忱) 离开了保险业支部去上海局策反小组从事其他秘密工作。一部分未曾暴露的党员杜伯儒、王永昌、张葵珠、陈联芳，翁辅庭暂时隐蔽，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地下活动。
1949年春，三大战役结束，解放大军渡江在即，针对反动派准备炸毁重要机构和设施，毁灭上海的阴谋，按照上级党组织护厂护桥护路保产保业的指示，保险业党组织迅速发动保险业职工40余人组建人民保安队保险支队（隶属沪中区队华联中队），寄发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宣传党的城市政策，佩戴袖标，站岗巡逻，维持治安。地下党员利用保险业务承保地段卡片比较齐全的信息资料（里弄门牌、房屋建筑、企业名称、仓库堆栈、财产物质），摘录绘图，方便解放大军入城之用，也用作接管和查封官僚资本的参考。
1949年5月26日，地下党员接管“保联”会所，并为进城的解放大军送水引路，维护交通。5月27日，解放军击溃国民党残余部队，解放全上海。为使上海解放后能顺利接管立即恢复生产，地下党组织抽调了一部分过去在“保联”活动的骨干，到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保险组，学习城市接管政策，讨论制订接管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的计划。
保险组参加了接管中央信托局保险处、中国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农业保险公司等官僚资本保险机构的工作，并尽早恢复保险业务，组织保险业职工参加纪念“七·七”和庆祝解放的上海百万军民大规模游行活动。并动员一批进步职工参加西南服务团，为解放大西南提供了干部。以后，又筹备成立保险业工会，登记发放平价米，办理失业登记等工作。1949年12月，与银钱业工会合并，改组为上海市金融工会筹委会。
总之，上海保险业的职工运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其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虽然随着具体形式和职工群众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贯穿始终的基本任务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结成统一战线：在抗战时期是调动一切力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反对独裁专制，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
“保联”的多种多样的文艺、体育、福利、学术性的活动，都是围绕这个基本任务来进行，并为其服务的。保险业党支部通过党员以及一批非党积极分子，联络了整个保险业的职工群众，通过采取当时条件所许可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的斗争恰当地结合起来，团结了越来越多的群众，争取了朋友，打击了敌人。保险业党支部（后改为分党委）在解放战争后期，曾遭到敌人破坏，但由于党和群众的亲密团结，得到了许多非党积极分子群众的掩护、支持，才使不少暴露了的党员得以安全转移，被捕的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得到营救。
“历史蕴含价值，光荣成就未来”，过去的岁月里，上海保险业的地下党人为党的事业建功立业，他们表现出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都让人感动。我们重温历史，缅怀先烈。重在感悟精神，汲取力量，再立新功。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主要参考资料】：
《保联》杂志（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出版委员会1938-1941年）
《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简史》（1954年12月）
《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1938-1949年）》
(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编写/ 1987年12月)